2026-03-27 00:00:00 32 来源：
采访背景：目前，省律协青工委正在筹备宣传青年律师的优秀事迹。林晨阳律师此前在“律心向党 建功支点”全省律师行业演讲比赛决赛中，紧扣《法律援助法》实施背景，以真挚动人的初心故事、扎根基层的法援实践，深情讲述了他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的成长蜕变，他将二十年前内心深处种下的种子，化作如今守护弱势群体的法治力量，生动诠释了青年律师的家国情怀、法治信仰与法律援助的民生温度。
受访人：林晨阳，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、高校兼职老师、企业高级合规师。
采访人：余云霞，湖北武珞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导语：林律师您好！非常感谢您接受本次专访。您的演讲以童年经历为起点，用一场法援案件，分享了自己从“无助的孩子”到“守护他人的律师”，从“被帮助者”到“助人者”的蜕变历程，传递出法律的温度、律师的情怀与法援的力量。今天，我们希望通过深入对话，聆听您的初心坚守、办案历程与使命担当，领略新时代青年律师律心向党、奉献法援的精神风貌。
1：在演讲的开头，您提到，曾有人问及您“总接法援案子图啥”，当时您笑而未答。而此时，站在新时代青年律师的视角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们，您在坚守法援事业的过程中，最纯粹、最坚定的答案是什么吗？
林晨阳：我的答案是，用我们这一代人的方式，回应时代的期待。或者说，我们就是答案本身。
梁启超先生在《少年中国说》里写道：“今日之责任，不在他人，而全在我少年。”有人说90后是“垮掉的一代”。我想说，我们垮没垮掉，不是靠别人定义，而是靠我们自己走出来的路来证明。
我们有我们的方式——不是上一代人那种苦大仇深的牺牲，而是一种带着朝气的担当。这种担当，不需要标榜，它就藏在高强度工作后依然饱满的精力里，藏在面对复杂案件时“每天都有问题要思考”的充实感里，藏在用专业和温度赢得当事人信任的成就感里。
坚守法援事业，对我而言，从来不是一种牺牲，而是一种双向的成全。我给了当事人专业的帮助，他们也给了我成长的养分；我帮他们打开了心门的锁，他们也让我看清了自己要走的路。如果还有人问我“图啥”，我会说：我图的是，当这个时代需要有人为弱者撑一把伞的时候，我没有躲开。
我们90后不是垮掉的一代，我们是用自己的方式，扛起属于我们这一代责任的一代。
这就是我的答案。
2：六岁那年的经历，在您心中种下了守护公平正义，帮扶困难群众，为弱势群体撑一片天的种子。这段记忆，对您立志成为一名律师、深耕法援事业意味着什么，它有着怎样的深远意义？
林晨阳：（1）六岁的那颗种子：它定义了“正义”在我心中最初的形状。
六岁那年的经历，对我来说，不是一段痛苦的回忆，而是一份命运的馈赠。那个瞬间在我心里埋下的，其实是对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信任，也是一种直觉：强者应该帮助弱者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。
这颗种子让我后来在面对每一个当事人时，能有一种本能的共情。因为我知道，当他们走进律所，或者在看守所里见到我时，那种无助和恐惧，是真实的。我办案时的每一分耐心、每一次据理力争，其实都是在呼应当年那个被受伤害过的自己——“当年淋过雨，现在轮到我为别人撑伞了。”
（2）黄来女和吴天祥：他们让我知道，英雄就在身边，善良可以有名字。
如果说六岁的经历是一种感性的体验，那么黄来女背着父亲上学、吴天祥一辈子做好事的故事，则是“好人”和“英雄”这两个词在我成长过程中的第一次具象化。
在那个年代的武汉，这两个名字家喻户晓。他们让我意识到，高尚并不是遥不可及的品德，它可以是一个学生的肩膀，也可以是一个干部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。这种身边榜样的力量，比任何教科书都更有说服力。
那时候我就在心里问自己：我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？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悬在心里，成了我后来不断尝试、不断行动的源动力。
（3）抗疫志愿者和养老院义工：这是我从“被触动”走向“去行动”的试炼。
这些志愿工作有“偶发性”，但恰恰是这些看似偶发的经历，帮我完成了从“心里有想法”到“手上有行动”的跨越。
疫情期间在隔离点照顾疑似感染的患者、在养老院陪老人聊天，这些事看起来和律师的专业无关，但它们其实在训练我一种能力：如何与陌生人建立信任，如何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。 这些经历让我明白，奉献并不一定需要宏大的叙事，它往往就藏在那些具体的、琐碎的、甚至有点累人的小事里。
所以，当我后来成为一名法援律师，面对那些文化程度不高、表达不清的当事人时，我比别人多了一份耐心。这份耐心，就是在养老院陪那些絮絮叨叨的老人聊天的日子里练出来的。
（4）立丰所的援藏和西部计划：它让我找到了归属感和前行的方向。
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，但一群人才能走得更远。
如果仅仅靠个人的热情，志愿行为很容易因为生活的压力、工作的繁忙而难以为继。但当我来到立丰所，看到每年都有同事主动请缨，去西藏、去西部，驻扎在条件艰苦的一线时，我意识到：我找到了组织。
这种榜样作用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，它是看得见的引领。它告诉我，公益不是一时的热血，而是一项可以终身投入的事业。在这个集体里，做公益不是“另类”，而是一种传承。这种氛围，让我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让我有底气把法援这件事，从“偶尔做做”变成“一直做下去”。
所以，这段记忆对我究竟意味着什么？
它意味着，我成为律师、深耕法援，不是一个偶然的职业选择，而是一种被命运、被榜样、被时代共同推着走的水到渠成。
六岁的那次经历，给了我一颗悲悯的心；黄来女和吴天祥，给了我一个向往的模版；抗疫和义工的经历，给了我行动的肌肉记忆；立丰所的榜样，给了我坚持的底气。
现在，当我穿着律师袍站在法庭上，或者走进社区为大爷大妈解答法律问题的时候，我常常有一种奇妙的感觉——仿佛那个六岁的孩子、那个仰望道德模范的中学生、那个在疫情中送温暖的年轻人，都在我身后看着我。
我能为这个社会做什么？我的答案是：用一生去践行当年那个孩子许下的心愿——做一束光，照亮那些最需要光的角落。
3：当您遇到那位与当年的母亲同龄、同姓、同为单亲妈妈的被告人，那一刻，您内心最强烈的感受是什么？
林晨阳：我应该是觉得我在帮助自己的童年，给那份遗憾画一个句号。
如果说之前办理法援案件，是出于责任，那么那一刻之后，我多了一层“代入式”的悲悯。我意识到，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，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“母亲”。她们或许贫穷，或许无知，或许走投无路。她们离犯罪可能只有一步之遥，离深渊也只是一念之差。
我们做法律援助的，不仅仅是去帮她们收拾残局，更是在通过每一个案件，去修补社会最底层的裂痕。因为每一个母亲背后，都是一个家庭；每一个家庭背后，都是社会的细胞。
所以，当遇到那个与母亲同龄、同姓、同为单亲妈妈的被告人时，我心里最强烈的感受是：
“幸好是我。幸好是让我遇见了她。”
如果是另一个不负责任的律师，也许只是走个过场；但正因为她触动了我心底最柔软的那个角落，我可以用尽全力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为她争取一个相对不那么破碎的明天。这不仅是对她的救赎，也是对我自己良知的交代，更是对所有像母亲一样，在生活里挣扎的女性的致敬。
那一刻，我深深地体会到，法律工作者的共情能力，不是软肋，而是铠甲。它让我们在冰冷的法条面前，依然保持一颗火热的心，去照亮那些最需要光的地方。
4：这起法援案从可能无期，到最终改判十年，辩护工作历经重重困难，最终实现了公正裁判。您认为，在办理过程中最难、最煎熬的是什么？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，您面临的最大挑战与心理考验又是什么？当时，您是凭借着怎样的信念攻坚克难的？
林晨阳：（1）最难的不是对抗，而是共识的达成。
办理本案的检察官那句话我一直记得——“我们不做实质的对抗，我们只有思维的碰撞。” 这其实是这起案件能走向公正的基石。
在很多人的想象中，刑事辩护就是控辩双方在法庭上剑拔弩张。但在这起案件里，我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愿意倾听的检察官和法官。市未检部门的张卿检察官、王丹检察官，江夏区检张冰峰检察官，还有武汉市中院刑庭刘阳法官，他们让我看到了一种理想的司法样态：法律人的对立是角色的分工，但法律人的目标是共同的——那就是公平正义。
（2）最深的心理考验，是面对一个“很难沟通”的当事人。
但要说整个过程中最让我揪心的，其实是和被告人本人的沟通。她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，重度抑郁，会见时我亲眼看到了那些躯体化的症状——她的手会不自主地抖，她的眼神常常是空的。法律程序对她来说，像一场听不懂台词却关乎生死的审判。
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：怎么告诉她最坏的结果，又不把她推向更深的深渊？
如果我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法律传达者，我大可以把起诉意见书、起诉书念一遍，把可能的刑期告诉她，然后签字走人。但我做不到。因为我知道，对她来说，律师不仅是辩护人，更是“她”和“这个她所恐惧的世界”之间最后一道屏障。
所以那段时间，我反复想的一个问题是：怎么把法言法语翻译成听得懂的话，怎么把坏消息包装成希望，怎么让她在崩溃的边缘还能听进去我的劝导？
（3）攻坚克难的方法：把她当成“需要哄着的孩子”。
后来我想明白了一件事：她不是不懂法，她是被病痛困住了。和她沟通，不能用逻辑，只能用信任。
于是我开始换一种方式。每次会见前，我会先观察她的情绪，如果她状态不好，我就先不说话，只是安静地坐着陪她。我把那些可能刺激她的词都过滤掉，把“杀人”“无期”这些重锤一样的字眼，拆解成她能接受的信息碎片。
慢慢地，我发现了一个让我至今感动的现象：检察官或者法官跟她谈话时，她一直在哭；但我和她沟通时，她情绪很稳定，她愿意安静听我的。
有一次我和检察官开玩笑说：“她像是个需要哄着的小孩。” 但这句话背后，其实是我最大的成就感——她在这个冰冷的程序里，找到了一个可以信任的人。这份信任，我确实会珍藏很久很久。
（4）最终的力量来源：相信司法有温度，人心能打开。
回头看，支撑我熬过那些煎熬时刻的，是一个朴素的信念：刑罚不是终点，救赎才是。
如果这个案子办下来，只是把她送进监狱，那我们就都失败了。真正的成功，是让她在经历了这一切之后，还能相信法律，还能看见光。
所以当我看到判决结果，看到控辩审三方一起努力，把她抑郁心门上那把锁慢慢打开的时候，我知道：我们做到了。
罪刑法定，是法律的底线；但让一个破碎的人重新相信世界，才是司法的温度。
5：您提到，庭审结束后，戴着手铐脚镣的被告人和她70多岁的老母亲母女相见。当她们向您致以最诚挚的谢意时，您内心有着怎样的触动？这份来自群众的认可，对您坚守法援初心、践行律师使命意味着什么？
林晨阳：我觉得我会感受到一份属于自己的价值，这份认可，是我坚守初心的“压舱石”。如果说，当初选择做法律援助是出于一腔热血，那么这份来自群众的认可，就是让我在漫长甚至清贫的法援路上，能够一直走下去的“压舱石”。
第一，它是抵御职业倦怠的“强心剂”。法律援助工作，很多时候是琐碎的，是重复的，甚至是不被理解的。我们也会遇到难缠的当事人，也会因为案件太多而身心俱疲。但每当想起那个眼神，那双颤抖的手，我就觉得所有的加班、所有的奔波、所有的据理力争都值了。它提醒我，我不是一个办案机器，我是在修补一个个破碎的人生。这种成就感，是任何金钱和荣誉都无法替代的。
第二，它是检验党性的“试金石”。我们常说“司法为民”，怎么体现？就体现在这些具体的、活生生的人身上。如果一个律师，在经历了这样的场面后，内心毫无波澜，那他可能只是个法律工匠。但如果我们能被触动，能把这种感动转化为办理下一个案件时的动力，那就说明我们真正把“人民”放在了心里。这份认可，证明了我没有辜负法援律师的身份，我做到了让法治的阳光照进了这个最需要阳光的角落。
第三，它是照亮前行道路的“长明灯”。未来的执业道路还很长，诱惑很多，困难也很多。但有了这份认可，我就有了坐标。它时刻提醒我：无论走得多远，都不要忘了为什么出发。当我面对疑难案件想要退缩时，我会想起那位老母亲期待的眼神；当我在利益和良知之间摇摆时，我会想起那句发自肺腑的“谢谢”。
所以，与其说是我用法律帮助了她们，不如说是她们用最朴素的真情，滋养了我的职业灵魂。 这份来自群众的认可，让我坚信：法治的光芒，不在于法条有多么完备，而在于它能否温暖那些最无助的人。而守护这份温暖，就是我们青年律师在新时代最大的责任，也是我最坚定的使命。
6：您说“法律是冰冷的条文，但法律里藏着最暖的人心”，在日常法援工作中，您是如何将党性原则、为民情怀融入办案全过程，让法治阳光温暖每一位困难群众的？
林晨阳：我是警校毕业的，我们学校的校训是“崇德尚法博学强警”。
入学的开始，老师就跟我们强调，不管今后从事什么职业，都要把道德放在首位，要善良要正义，要把人民放在心尖尖上。虽然我并未从警，但我也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去服务人民群众。
这种服务人民群众的方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维度：
（1）会见时“不嫌弃”与“不抛弃”：让当事人感受到没有被世界遗忘。刑事案件的法援对象，很多是可能面临重罪的嫌疑人。他们往往穿着识别服，带着手铐，处于人生最低谷。一方面，我们要传递尊严：作为律师，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是“犯罪嫌疑人”就有丝毫的嫌弃。在会见室里，我们不仅是辩护人，更是他们与外界唯一的“法律纽带”。当他们问“林律师，我是不是要判很久”时，我给予的坚定目光和专业分析，本身就是一种心理救援。另一方面，我们要核实细节：要耐心听他们反复的辩解，哪怕这些辩解听起来很琐碎。这种倾听，既是发现案件疑点的基础，也是在传递一个信号：在法律面前，你仍然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人。
（2）证据审查时保持“怀疑精神”：守护程序正义。刑法的谦抑性告诉我们，刑罚是把双刃剑。把为民情怀融入办案，就是要在冰冷的案卷中，敏锐地捕捉那些对当事人有利的细节。一方面，排除非法证据：如果发现侦查机关可能存在刑讯逼供、诱供，或者讯问时没有保证饮食休息，必须敢于亮剑，申请非法证据排除。这不仅是业务要求，更是党性中“实事求是”的体现。因为我知道，哪怕一次程序的不公，都可能让一个人对法治的信仰彻底崩塌。另一方面，秉持“疑罪从无”的信念：面对证据不足的案件，我能不能顶住“严打”或舆论的压力，坚持作无罪或存疑不起诉的辩护？这种坚持，就是法治阳光穿透乌云的力量。
（3） 量刑建议时贯彻“同理心”：将心比心计算人生。刑事案件的结果，最终落在量刑上。一个有情怀的刑辩律师，会把“刑期”还原为“人生”。一方面，要挖掘从宽情节：我会更细致地去挖掘案件背后的故事。比如，这个嫌疑人是不是家里的独子，是不是贫困家庭的顶梁柱，有没有积极赔偿被害人的意愿？我会引导当事人真诚悔罪，促成刑事和解。这种修复社会关系的努力，远比单纯把一个年轻人送进监狱更有意义。另一方面，要做好“释法说理”的工作：即使判决结果不理想，我们也要用当事人能听懂的语言，把判决的逻辑讲透。让他明白法律为什么这么判，真正认罪服法，从而减少社会对立面。把晦涩的刑法条文，翻译成他能接受的人生教训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救赎。
（4）做认罪认罚从宽中的“把关人”：防止为了“从快”而“从冤”。认罪认罚制度下，检察机关会提出量刑建议，庭审的效率很高。但这里恰恰最需要律师的良知。一方面，我们应当对案件作出独立判断：我们不能为了图省事，就简单地劝当事人“签了吧，早点出去”。如果案件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或者定性有误，我们要敢于提出异议，引导当事人作出明智的选择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应当有“保护弱者”的信念：很多涉嫌犯罪申请法援的当事人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群众，他们面对司法机器是极度恐惧的。我们作为律师，就是要站在他们身边，确保他们签下的每一份认罪认罚具结书，都是真正出于自愿和明智，而不是基于恐惧。
总地来说，在刑事案件中践行“党性原则”和“为民情怀”，就是在维护法律的刚性的同时，用专业的温度去融化当事人内心的坚冰，用尽职的辩护去捍卫他最后的尊严。我们办的不仅仅是案子，更是别人的人生。当我们的努力能让一个有错的人罚当其罪、真心悔改，能让一个无辜的人重获清白、回归社会，“法治的阳光”才真真切切地照进了他的心里。
7：从业四年，您始终扎根法援一线，不计得失、甘于奉献。面对现实中“法援费劲儿不挣钱，图啥”的不同声音，您是如何平衡理想与现实，坚守奉献为民、法治为民的初心使命的？
林晨阳：这个问题确实问到了很多法援律师心坎里——“费劲儿不挣钱，图啥？”四年下来，我也经常被问到，也经常问自己。我的回答可能没那么宏大，但很真实：不是不图啥，而是我在这里找到了另一种“回报”。
（1）先把账算明白：不是“不计得失”，而是“得失在我心里定义不同”。
首先得承认，现实确实是现实。法援案件的补贴不高，连覆盖办案成本都紧张，更别提和经济案件相比。而且每一个案子都得花大量时间去会见、沟通、阅卷——尤其是争议大的案子，更是需要实打实地往时间里砸心血。
但我不觉得这是在“吃亏”，因为我对“得”的定义不一样。
有争议的案件，我多花时间去见当事人、多和检察官沟通、多研究卷宗里的蛛丝马迹，这个过程本身就在给我回报——它在积累我的经验、锤炼我的专业、拓宽我对人性的理解。这其实是年轻律师最缺的东西。前辈教导我们“律师要终身学习”，而法援一线就是最好的课堂。
至于没有争议的案件，工作量相对小，处理起来也快。但哪怕是这样的小案，对当事人来说也是天大的事。用最小的成本帮一个人解决问题，这种“效率感”本身也是一种成就感。
（2）再说精力分配：我不是在“熬”，我是真的乐在其中。
我这个人，天生精力比较旺盛，属于脚步停不下来、脑子也闲不住的类型。如果让我每天只做一件事，我反而难受。所以我给自己安排了很多事情——这个案子要会见，那个案子要写材料，社区还有普法讲座……
我把日程排得满满当当，不是为了把自己逼得很忙，而是因为我真的享受这种“每天都有事干、每天都有问题要思考”的状态。
律师本身就是一个需要终身学习的职业，而法援工作恰恰给了我最好的学习场景：每个案件都是新的，每个当事人都是不同的，每个法官的风格都要重新琢磨。这个过程不是负担，是乐趣。
（3）最终落脚点：把责任落到实处，就不会飘。
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让我在面对那些“图啥”的疑问时内心笃定，那就是一个朴素的信念：把责任落到实处。
这些瞬间，没法用钱来衡量。但它们让我觉得自己是“有用”的，是被需要的。这种被需要的感觉，是支撑我走下去的最真实的力量。
所以，回到“图啥”这个问题——图的是每天都有事干、每天都有思考；图的是当事人在最无助的时候，能把我当成可以信任的人；图的是回想起这段职业生涯没有遗憾——我能说一句，我对得起这身律师袍，也对得起那些把希望放在我手上的人。这不是理想主义的空话，这是我四年法援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答案。
8：《法律援助法》实施以来，法律援助事业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。立足新时代新征程，您认为青年律师在推进法治惠民、服务基层群众中应肩负怎样的责任与使命？
林晨阳：站在新时代的节点上，如果说《法律援助法》给了我们制度的底气，那么这些鲜活的案例则给了我们行动的方向。我认为青年律师的责任与使命，可以凝练为三个层面的“坚守”：
（1）做专业主义的坚守者，让法治惠民有精度。
过去我们谈责任，往往先谈情怀。但经历了这些复杂的案件，我深刻认识到，没有专业功底的情怀是廉价的，甚至是有害的。
青年律师肩负的首要责任，是用极致的专业去兜底社会的公平。在推进法治惠民的过程中，我们不能因为案件是法律援助的、是不收费的，就降低辩护或代理的质量。就像我手上在办的法援案件中，如果我只是因为同情而慷慨陈词，却在证据链上找不出破绽，在程序正义上抓不住漏洞，那么我的“为民”就是一句空话。
因此，新时代的青年律师，必须把每一个法援案件都当作精品案件来办。要用我们的专业知识，去填平当事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鸿沟；用我们的逻辑和证据，去撬动那些看似固化的不利局面。让困难群众在法律面前不仅能“说上话”，更能“说得赢”、“说得有分量”，这才是法治惠民最精准的落点。
（2）做人情冷暖的体察者，让法治阳光有温度。
法律条文是冰冷的，因为它追求的是普遍适用的理性；但法律服务必须是温暖的，因为它面对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。
那位70多岁老母亲的眼神，那位单亲妈妈被告人的眼泪，时刻提醒着我：我们办的不仅仅是案子，更是别人的人生。 如果青年律师在执业初期就只学会了法条的生搬硬套，而丧失了共情的能力，那我们就真的成了办案机器。
我们的使命，是在服务基层群众时，在法律的刚性与人性的柔软之间架起一座桥梁。在法庭上，我们要做有理有据的辩护人；在法庭下，我们要做当事人情绪的疏导者，做他们家庭关系的修复者。哪怕是在接待时递上一杯水，在庭审后向家属多解释几句判决的理由，这些细微处的温暖，往往就是群众感受法治阳光最直接的窗口。
（3）做社会治理的参与者，让矛盾化解有深度。
新时代的法律援助，不应止步于个案的成功辩护，更应着眼于基层矛盾的源头治理。
青年律师常常深入社区、乡村，接触的是最基层的矛盾纠纷。我们肩负着一种天然的使命：通过个案去发现共性问题，通过普法去预防同类悲剧。比如，在处理了多起由不懂法而引发的刑事案件后，我们可以主动走进社区，给那些在生活边缘的群体讲讲法律的红线；在处理了农民工欠薪案后，我们可以总结风险点，向社区发出法律建议。
从“办理一案”到“治理一片”，这才是法律援助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深层内涵。青年律师应当成为基层治理的“润滑剂”和“防火墙”，用法律的专业力量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，把法治的种子播撒在基层。
总而言之，站在新的历史起点，我认为青年律师的使命就是：以专业的精度，去捍卫法律的尊严；以人性的温度，去抚慰当事人的伤痛；以参与的深度，去推动社会的进步。我们不仅要做法治大厦里的一块砖，更要做那束能照进角落的光。当那些身处困境的群众因为我们的存在，而相信法律、依靠法律、最终受益于法律时，我们才算真正无愧于这个时代，无愧于这身律师袍。
9：对于心怀法治梦想、立志投身法律援助事业的青年同行，作为新时代优秀青年律师代表，您最想分享的初心寄语是什么？
林晨阳：追风赶月莫停留，平芜尽处是春山。
【尾声】
再次感谢林晨阳律师的真诚分享！法律有尺度，更有温度，从二十年前需要法治温暖守护的少年，到如今为弱势群体撑伞护航的青年法援律师，您以青春赴使命、以初心践法治，用专业能力与为民情怀，生动践行了“律心向党”的时代要求，彰显了新时代青年律师对党忠诚、服务人民、奉献社会的精神品格，为全省青年律师树立了温暖而有力的榜样。愿您继续怀揣法治初心与为民热忱，在法律援助的道路上勇毅前行，让法治阳光照亮更多角落！
简介 · 林晨阳律师
林晨阳，湖北立丰律师事务所律师、高校兼职老师、企业高级合规师。现为立丰所刑事专业委员会、青委会副秘书长，武汉市妇联莲姐工作室公益团队项目律师、武汉市江岸区法援中心律师、武汉市洪山区社区值班律师、《1018，邀您听法》嘉宾。
获得多项武汉市市级由检察院、律所联合主办的辩论赛的优秀辩手、最佳辩手奖项。从业期间办理过多起疑难复杂的刑事案件、企业合规整改专项，也担任多家民营企业的法律顾问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