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是，厘清基础定位：“应当知道”兼具双重属性，不可混同适用。

从实体法维度看，“应当知道”是认定犯罪故意的推定工具。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的故意“明知”，仅指行为人实际知晓行为的危害后果，现行刑法已无条文将“应知”与“明知”并列规定。同时需严格区分过失犯罪的“应当预见”与推定层面的“应当知道”，二者分属不同的罪过形态。实体层面的核心分歧在于：刑法仅认可客观层面的实际知情，而由司法解释创设的推定知情，能否直接归入故意的认知范畴。

从程序法维度看，“应当知道”本质是证明主观心态的事实推定方法。刑事诉讼法虽未明文出现该表述，但间接证据运用、事实推定规则、被告人反证权利、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等一系列制度，共同构成了推定适用的约束框架。

简言之，实体法解决的是推定知情是否构成犯罪故意的问题，程序法明确的是认定知情需依托何种证据、遵循何种证明标准。实务中多数主观认定错案的根源，正是混淆了两套规则体系，导致推定适用随意、入罪标准不当降低。

二是，追溯规则来源，厘清立法克制与司法扩张的制度矛盾。

立法层面始终秉持保守克制的立场：早年侵犯商业秘密罪条文中的“应知”内容已通过修法予以删除，整部刑法从未将“应当知道”确立为故意认定的法定标准，清晰传递出“犯罪故意以行为人真实认知为核心，推定认知不能直接作为定罪依据”的立法立场。

与之相对的是司法解释层面的持续扩张：目前已有四十余部最高法、最高检司法解释及办案纪要，针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、洗钱、毒品、走私、涉赃物等多类案件，统一将罪状中的“明知”解释为“知道或者应当知道”。推定规则的出台初衷，是应对网络、金融类犯罪零口供多、直接证据缺失的取证困境，减轻控方的举证压力。

这种“立法收紧边界、司法放宽标准”的失衡格局，正是当下各类实务争议产生的制度根源。

三是，剖析司法实践中推定规则异化衍生的三大突出问题。

其一，司法解释存在越权隐患，不当扩大刑事处罚范围。刑法文本仅承认实际明知，新增推定条款的做法被学界质疑为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类推解释；即便将其定性为对取证规则的细化，无差别增设推定规则的模式，也在持续压缩“不知情”的出罪空间。

其二，推定规则机械化适用，程序约束形同虚设。司法解释中“可以认定明知”本属授权性规范，要求结合全案证据综合评判，但实务中普遍将“可以”等同于“应当”，仅凭交易价格异常、资金流水不合规等单一线索便直接推定当事人知情，完全无视被告人的合理辩解与反证。

其三，证明规则失守，人权保障力度不足。部分办案人员常混淆举证责任转移与举证责任倒置的边界，不当要求被告人承担自证清白的义务；同时架空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，仅审查基础事实便完成认定，忽略不知情的合理可能性；裁判文书普遍缺乏对推定逻辑的充分说理，二审程序也极少针对主观推定问题作出专门回应，辩护权难以落到实处。

四是，双维度规范推定适用，平衡打击犯罪与人权保障。

汪少鹏认为，推定规则具备现实的取证适配价值，不宜一刀切予以废除，核心在于严格收紧适用边界，从实体、程序两个维度同步规制。

实体维度上，需约束司法解释的扩张冲动，坚守刑法“明知”的文义底线。严格控制新增推定条款，仅保留适用于主观举证极度困难的特殊罪名；统一整合现有推定条文，普遍增设“确有证据证明不知情的除外”的但书条款，剔除违背生活经验、易引发错案的推定情形；明确司法解释的权限边界，其仅能细化取证方式，调整故意归责标准应当通过立法修法程序完成。

程序维度上，需严格推定适用条件，刚性落实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。优先调取口供、交易记录等直接证据，推定仅能作为穷尽侦查手段后的兜底认定方式；禁止仅凭单一事实启动推定，需有两项以上客观事实相互印证，并结合行为人的年龄、从业背景、认知水平综合判断；降低辩方反证门槛，只要辩解足以产生合理怀疑即应推翻推定；要求裁判文书完整阐述推定逻辑、逐一回应被告人辩解，二审程序将主观推定认定列为重点审查纠错内容。

汪少鹏在发言最后总结表示，“应当知道”贯通刑事实体与程序两大领域，立法与司法的尺度落差是制度根源，机械推定、证明标准虚化是实务顽疾。既要正视推定规则在破解新型犯罪举证难题上的现实作用，也要通过实体限缩、程序从严的双重约束，让“应当知道”回归辅助证据工具的本位，在破解主观要件证明困境的同时，严守罪刑法定、疑罪从无的法治底线。